2022年11月19日，由开云手机(中国)官方网站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藏1950年前中共党史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组主办的“西伯利亚远东与中国革命：档案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以腾讯会议线上会议形式举办。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内蒙古师范大学、伊犁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武汉纺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河学院等16家国内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西伯利亚远东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重要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研讨会分为上下午两场，自始至终参与者在100-130人次，会场秩序井然，讨论热烈。

首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藏1950年前中共党史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开云手机(中国)官方网站张建华教授向与会学者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并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议程。随后，张建华教授主持了7位专家主题报告环节。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赴苏百位中共党史人物档案初编与研究”（2014）的首席专家，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怡教授就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体会，赴俄罗斯远东伊尔库茨克、赤塔、伯力和海参崴等四城市查档的情况，以及重点项目的具体做法三个方面做了报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发展与苏俄、苏联、俄共（布）、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都有密切联系，但现有研究能够依据的原始档案，特别是早期赴俄（苏）的中共党史重要人物在1919至1943年共产国际时期的活动档案不足，因此，查寻俄藏中共党史档案对于中共早期历史诸问题具有重要的补遗和补缺作用与学术研究意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赴苏百位中共党史人物档案初编与研究”课题组由国内16家单位、27人组成，共翻译、审校档案131人/件，翻译总字数116余万，目录3038条，包括俄、汉、英、德、法、西班牙等6个语种。为其中125位文献资料相对比较完整的党史人物撰写了人物生平简介、在俄情况、在俄档案内容的介绍。形成了30万字的《成果简介》，摘选个人档案图片集，于2021年全部结项，免审通过。在介绍项目实际工作时，梁教授特别指出，要充分重视课题的政治意义和队伍建设；要组好密切配合的工作团队；要做好前期摸底工作；要重视老专家作用。俄藏档案生动展现了早期赴苏寻求真理的共产党人的初心之旅、信念之旅和探索之旅。百年党史，百年辉煌，中国共产党从一个50多人的社会新生政治力量，发展壮大到拥有9600万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百年间的发展中逐步走出了大党、大国、大领袖的大格局，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的时代正在到来。最后，梁教授希望中国学界能够借助档案整理工作进一步抓住机遇抢救档案，进一步培养专业研究队伍。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陶源教授的《俄藏中共留学史资料评介》报告主要分为相关研究的研究现状、研究价值、所涉机构、档案资料和研究问题五个方面。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优秀的干部。俄共（布）（联共（布））、共产国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干部教育培养主要基地之一。通过研究藏于俄罗斯各地的共产国际所属军政学校档案文献，不仅可以揭示这些革命干部的教育培养过程，而且可以考察他们学习、反思、甚至扬弃的过程。整理这批资料不仅对于党史探源，回答“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早期萌发”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探析“十月革命国际化”和“俄国革命神圣化”给中国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因此，陶源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俄藏中国干部留苏档案的总体情况，并按照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远东中国列宁学校和军事院校进行分类评介。

第三位报告人是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管玉红教授。在《赴苏党史人物档案过程中的体会和建议》报告中，管玉红教授介绍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赴苏百位中共党史人物档案初编与研究”翻译组的工作机制与流程，指出档案翻译存在的困难主要表现在：1.档案识别困难，2.俄语语言错误，3.内容前后矛盾、不一致和档案错放，4.多语种限制，5.保密原因造成诸多现实困难等。随后，管玉红教授对俄藏中共档案文献整理与翻译工作提出了4点建议：一是，课题组要着力培养一支既懂俄语、又懂党史的专业研究队伍；二是，翻译过程中要多查、多问、多学习；三是，随时记录个人心得和译例，力争在党史翻译方面开辟一片研究领域；四是，尝试向党史党建、档案研究、海外中国学方面拓展研究。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随安教授做了题为《建殊勋于苏维埃俄国——杰出的中国早期布尔什维克单清和》的报告。李随安教授以极具感染力地语言，向与会者介绍了赴苏华工后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单清和的个人经历，呼吁加强对苏俄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研究，予以杰出人物应有的历史关怀。

北京市委党校刘汉峰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王俊：第一个参加国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中国工人代表生平材料的梳理》。报告梳理了1922年参加共产国际三次大会的三位中共代表（陈独秀、刘仁静、王俊）的参会经过，还以生平传略的形式对中共代表王俊成为工人领袖和北京党组织发展的早期工人党员的活动进行了搜集整理，研究了以王俊为代表的工人运动早期领袖在历史事件中的痕迹。

内蒙古师范大学白林老师的《中国共产党与蒙古人民革命党早期关系考述（1921-1949）》和那日苏老师的《中国共产党与蒙古人民革命党早期接触初探——以1925年李大钊与顾尔斯德北京会谈为中心》都是以中国共产党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早期关系为研究对象。白林老师的报告侧重于梳理中蒙两党关系的历史脉络，他将两党关系分为中蒙两党成立的历史背景、1921年至1927年两党成立初期及其早期接触，1928年至1931年中蒙两党，1931年至1949年和1949年后四个部分进行了汇报。那日苏老师利用蒙古国国立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党资料中心“特藏档案”，考察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对蒙古民族革命的影响，并且特别考证了1925年李大钊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顾尔斯德北京会谈的经过。他认为，李大钊与顾尔斯德的会面对促进中蒙两党的接触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次国共和作时期巴·丹增、阿穆尔、顾尔斯德等蒙古人民党、人民革命党代表陆续内地之行也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彼此了解。白林和那日苏二位老师的报告对补充域外中共少数民族语种史料和丰富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7位专家主题报告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和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院长孟钟捷表示，历史研究首先是以资料为基础，而7位专家的报告和张建华老师的课题都为认识中共党史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料搜集和研究的指南，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好的史料基础。第二，从社会主义历史研究角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公开表示学术界要加强“五史”研究，其中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史和社会主义史的研究。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和理论发展的进程，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背景下不断推进的。今天，了解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了解中国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是非常有帮助的。随后，孟钟捷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希望将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与开云手机(中国)官方网站能够建立档案收藏联系，让更多的人利用这些史料。

研讨会的下午议程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显忠教授主持下进行的，主要议题是听取“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藏1950年前中共党史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汇报，并进行集体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国长以《俄藏中共个人卷宗与中共党史研究（1921-1949）》为题进行了汇报。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以俄为师，中国共产党派出了数以千计的党团员学生赴苏联学习，分别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列宁学校以及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等教育机构，接受党政训练和军事教育。这些档案主要分为四类：1.参加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革命战士互济会等中共代表档案。2.中共派出的留苏学生。3.中共驻共产国际及其下属机构代表团代表。4.东北抗联成员。目前，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保存了几千份中共党员的个人卷宗，主要内容为入学登记表、党团员调查表、干部履历表、清党记录、个人照片，以及各种向党组织汇报的文件和私人书信等。结合自己的查档经历和研究经验，周国长老师认为，俄藏中共个人卷宗可以完善中共党史的人物研究，拓宽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为新革命史研究和留苏革命家族研究提供大量丰富的材料。

1996年，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档案馆出版了《苏俄的远东政策（1920-1922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文件汇编》一书，书中的许多重要史料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作为该书中文版的翻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执行院长粟瑞雪教授首先介绍了书中的档案文件主要包括：1.关于将日本人驱逐出其所占领的俄国领土的材料，2.在中国、朝鲜、蒙古和唐努图瓦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材料，3.挑动美国和其他国家与日本对抗的材料，4.保护俄国在东部的经济利益的文件，5.建立苏俄对外贸易的文件。粟瑞雪教授认为，了解远东地区的历史，对于研究俄罗斯与东亚国家新的关系转变以及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困境十分必要。而对中国的俄罗斯学研究来说，《苏俄的远东政策（1920-1922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文件汇编》中译本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和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教授谷继坤的报告《俄共（布）、共产国际与蒙古人民军的组建（1919—1921）》重点考察了1919年至1921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蒙古人民军的组建过程，他认为，十月革命后，蒙古革命者很快组织起来，派遣代表团秘密前往苏俄寻求援助。在这一问题上，苏俄方面经历了从谨慎应对到积极援助的过程。恩琴白卫军进入外蒙古是苏俄态度转变的关键节点和重要原因。在这一过程中，苏俄援助蒙古人民党成立了第一支蒙古游击队。苏俄红军以追剿恩琴白卫军为由进入外蒙古，扶植蒙古人民党掌握政权和创建军队。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的建军主张事实上为蒙古人民军建军提供了路线图。因此，蒙古人民军的组建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外蒙古局势变化及其所带来的苏俄对外蒙古政策联动是蒙古人民军最终成军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郝葵的报告题目是《波兹涅耶夫赴华考察及相关问题研究》。苏联东方学家波兹涅耶夫受苏联红军情报部门委派于1926年4月至9月间赴华考察，搜集与日本相关的情报。在考察后，波兹涅耶夫得出了几乎带有预言性质的结论，且立即被苏联高层所采纳，进而迅速做出了一系列政策方面的安排，对后续的历史事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黑河学院图书馆馆长宁艳红研究员在报告《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前后的东北抗联教导旅》中，使用最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部分中、日文材料，考察了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的各种军事政治活动，以及在苏军出兵中国东北行动中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双重使用与作用，即一方面，东北抗联教导旅作为先遣部队进入东北执行向导、翻译、侦查及苏军卫戍部队军事代表等特殊任务。另一方面，东北抗联教导旅恢复了与中共中央中断9年的联系，先后在中共东北委员会、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下，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实际控制权，迅速完成建党、建军、建政工作。东北抗联教导旅为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中共解放东北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1.东北抗联教导旅先遣部队提供的准确情报减少了苏军的伤亡。2.东北抗联教导旅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3.东北抗联教导旅是中共军史上唯一一支被整编为苏军的跨国多民族部队。4.东北抗联教导旅是联系中共中央、中共满洲省委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桥梁和纽带。5.东北抗联教导旅在中共军事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黑河学院的付雪婧老师着重考察了抗战时期的东北地区国际交通线。在主题报告《从中日俄三国档案看抗日战争前后东北地区国际交通线的建立》中，付雪婧老师结合中国、日本、俄罗斯三国档案，重新梳理了抗日战争前后东北地区国际交通线建立的过程，战斗在隐秘战线的红色特工和他们的多种工作方式。付雪婧老师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党组织通过建立国际交通线，收集传递了各类情报，为抗联在不同时期制定对敌政策提供了依据。通过国际交通线上特工人员的掩护，保证了赴苏人员的安全，东北国际交通线的建立，让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军事上都得了苏联的帮助。实践也证明，国际交通站及隐藏在其背后的红色特工人员是保证东北地区在白色恐怖岁月中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保证。

列宁学校（1929年建立）是苏联政府在远东滨海边区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学校。该学校在提高当地中国移民文化水平，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刘聪颖的报告《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列宁学校的思政育才方略探究》指出，以拉丁化汉语学习为思政育人的基础、以文化软实力为形成新社会认同的手段、践行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思政育人之道，是列宁学校主要的思政育才方略。列宁学校虽存续时间不长，但却以行之有效的思政育人方略，发挥了改造旧社会认知、建构新社会认知的强大工具效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远东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红色人才。列宁学校在育人中坚持教学、教育、教养相统一的政治文化教育方法，其思政育人方略对当今的思政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开云手机(中国)官方网站张建华教授的报告以《从“西伯利亚大驿路”到“红色国际大通道”：在西伯利亚“发生”东方革命和中国革命》为题。在20世纪二十年代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转向”过程中，地处苏俄外省的西伯利亚发挥了极其特殊和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作为东方革命的“基地”和“司令部”，致力于在广大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发动共产主义革命，而且直接承担了培育或建立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越南共产党和蒙古人民党的使命，实际上构成了在西伯利亚“发生”东方革命的特殊现象。在20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东方革命中，与欧俄地区存在地区差和时间差的西伯利亚成为特殊的“革命空间”和输出革命的策源地。西伯利亚不仅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东方国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力量的组织关系的重要发生地，也是东方国家共产党之间交流与互助的重要地点。以伊尔库茨克为中心，构成了一个跨越欧亚，辐射东亚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红色国际大通道。因此可以说，伊尔库茨克和西伯利亚地区不仅是“发生”革命之地，也是“培育”“酝酿”“制造”和“输入”革命之地。

在全体汇报人报告结束后，研讨会进入专家与课题组成员共同讨论环节。范丽君老师表示，自己一直对中蒙两党关系十分感兴趣，今天看到好几位学者的发言内容与此相关，因此十分感谢张老师能够提供这样的交流平台。梁怡教授也认为，本次研讨会能踏踏实实地就档案问题进行讨论，这一点非常难得。课题的年轻人能从档案起步进行史学研究，也非常值得借鉴。同时，梁教授还表示，一是，希望大家关注今年即将新出的党史书籍。二是，希望大课题一定要带出来既懂俄语，又懂党史的科研人员。而做档案的、搞历史的人也要为时政服务。要利用有利时机抓紧查远东档案。河北师大在搜集远东档案方面是有基础的，建议课题组可以与之建立联系。三是，建议要充分利用21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但它是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做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从中国人的角度做搜集，做补充。发动一些有情节的留学生查档，一是省经费，二是带出一批年轻人。宁艳红教授对搜集档案和进行研究时如何把握涉日和涉朝（韩）问题与政治敏感性的关系表示纠结。

在热烈讨论结束后，张建华教授做了会议总结。张建华教授表示，本次会议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关心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其原因与课题组肩负着重要的学术使命有关。而“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藏1950年前中共党史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组也一定会继续结友敦谊，结交学界同道，为此，课题组每年都要举行类似的学术研讨会。希望通过课题培养新生力量。同时，也期待明年再聚首。本次论坛至此圆满结束。

（杨昕沫撰写）